“说实话错了么？如果没错，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实话？”
　　3月1日，华远大厦6楼董事长办公室里，任志强言之凿凿，语气中没有半点委屈，摊开的双手只是在告诉你，我根本没错，我心里笃定得很。
　　桌上那些堆得高高的，码得密密的，只有他才知道出处的中央文件、数据，随便抽出张，都是他用来PK的有力武器。

　　任志强说他不是自恋的人，自负是因为“自己有本事”，说话“冲”是因为他“比别人知道得更多”。

　　仔细端详他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华远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个在网上备受争议的人，他的眉远比他那张著名的“嘴”更具有代表性：往往不苟言笑，眉先皱起，眉间的“川”字生生挤着。

　　爱皱眉的任志强是容易产生隔膜的，而接下来的话：“因为你们是南方的刊物，我才接受采访……以前南方那边的刊物，都没直接采过我，文章大多是转载，结果更是胡说八道……”他笑了，笑得揶揄，硌人难受。

　　你不由感到，任志强先生尽管55岁了，却真是难处啊。

　　“他就是一个炮筒子。”这是地产人士对他最多的评价。

　　在整个采访过程中，任志强除了偶尔抱怨媒体对他的“歪曲”，“断章取义”，除了在回答问题时常常中途跑题，自说自话外，他确实做到了他的承诺：除了商业机密不可说以外，其他都可以说。

　　那天，他刚接到国资委打来的电话指示，要求他不要再与媒体讨论关于“富人区、穷人区”的话题了。结果，他向媒体转达了旨意后，马上禁令消失般，又想到什么说什么了。

　　有时，他身上透出与年纪、阅历不相称的孩子气。较真时将眼镜架推到脑门上，眉揪成一团，死死地盯着你，一副不把问题论清楚绝不罢休的样子。

　　有时，他向你比划着自己的办公室，聊起自己转业回来开的第一家小店。因为不想进机关受憋，他与亲戚宁愿每天凌晨四点爬起床，炸油条，蒸包子，卖豆浆，晚上，数一天赚下的钢镚，一分，两分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……

　　他还得意于自己在军队里的绰号“鸡肋”，他一贯不服上，却老立功，团长拿这个小参谋无可奈何，只好背后给他起了绰号。没想到他索性将“鸡肋”两字写得大大的，贴在了办公桌上，把团长气得够呛……

　　“任志强不过是说了事实。”

　　任志强自己这样认为。这是他为自己辩解，大声喊“我哪儿错了”的根据之一。

　　他说他不过是说出了个“果”，“因果”的“果”。这个“果”就是：贫富差距存在；好房子和不大好的房子存在；有钱人住好的房子，不大有钱的人住不大好的房子；比较集中的有钱人住的好房子的地区，就是富人区，比较集中的不大有钱的人住的不大好的房子的地区，就是穷人区……

　　任的一部分同行，地产商们，其实也委婉地说过这个意思。比如：

　　冯仑，“穷人和富人混住在一起是不成功的。”

　　群众们，很大一部分群众，也这样认为。根据新浪网上统计，60%的人认为任说的是事实。

　　那么如果一个人说出的是事实，而且是个不大新鲜的事实，为什么会成了有争议的新闻？为什么会说“任志强是个诚实得可恨的人”？

　　是任志强说话的姿态有问题？是人们对任的话包涵的价值观有争议？还是这事实本身，太过残酷、太不招人喜欢、太刺痛人？

　　先说任说话的姿态、话里话、价值倾向。任在新闻发生之后，在引发了愤怒和反驳之声之后，他的辩解，他对“穷”和“富”这两个敏感词汇的运用，还是慎重了很多，含蓄了很多。但据我们日前对任的两次采访，他的话，在一些人听来，还是相当地“刺激”。他说：

　　“到北京，你看北京人可以当阿姨吗？北京人就是爷，历史上他都是爷。已经败落的皇族也是爷的态度，蹬板车的叫板爷！他就该受穷！

　　“我从那儿(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，人均年收入400元，)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，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，还专门开车去拉来，怕他们走丢了，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、当保安，我一个月给(每人)300元的工资，管吃管住管服装。可是，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，宁愿回去受穷！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。该不该穷？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。活该！”

　　他似乎深恶痛绝“穷”；而且也不能说，他对“穷人”有普遍的博大的同情心，甚至相反，他有过不少“不能盲目同情穷人”的教训。

　　这是对“穷”，那对“富”呢？对“富”，他“却”似乎满腔“不平”要“鸣”——

　　“如果我的收入合法，你凭什么仇富？美国中产阶级从来不反对巨富。我们现在是社会观念错，中国的农民从来都是打土豪分田地，毛主席教育错了，都是什么李自成的均贫富，那是传统教育错了。”

　　“一个十亿资产的资本家，他拥有那么多经济利益对他没有任何意义，一亿他就可以消费，下辈子都消费不完，他为什么要干？他大部分都给公共支出了……”

　　那么对“先富后富”的发展逻辑、改革模式，任的态度是什么？任的态度是强烈地支持、完全地赞同。在毫无保留地赞美和欢呼的同时，任也不忘表示出与“另外一种声音”的“势不两立”。

　　“易宪容有哪些文章带数字？你为什么不用数字说话？你再去问问他的所长，怎么不把他开除？我已经跟媒体说过，有他我就走。

　　“比如杨帆也挺有名的，他的那些理论是歪理，没有理论依据。他大部分说的是社会现象，等于由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。根本不配称为经济学家。

　　“我们一直认为马克思最终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，怎样会有物质极大丰富呢？均贫富永远不会物质极大丰富。

　　“让我们收敛一点儿迎合他们，那中国社会还有进步的希望吗？没有办法进步了，最后退化到毛泽东时代。过去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先进的东西，老说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受苦人，最后出国一看，我们是最穷的。愚民愚得不得了了，你们是典型的愚民政策！”

　　口气这么冲天的任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孤立的，不但不是孤立的，而且往往是英雄所见略同。“你看看周其仁(经济学家)、茅于轼(经济学家)和我说的一样不一样？”

　　可以说，任志强旗帜鲜明，而且根本是不屑演示自己的旗帜鲜明——这大概就是任“招人恨的诚实”？

　　纠缠和考察任的性格，就像要求富人在穷人面前有涵养一样，没什么意义。需要厘清的可能是，讨厌和反对他的人咬住的那一点，就是：任本人是既得利益阶层，即任本人就是富人；富人当然要为富人说话，富人当然要为自己继续富和更富“强词夺理”；并且，富人因为富，而享有了更多权力，权钱勾结、权钱交易——富人在抢占了财富的同时，又抢占了话语权。

　　关于任志强是富人这一点，任的回答坦率又呛人——

　　“我当然是富人了。我还不是富人，就说明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不成功。”

　　关于任和其代表的地产商们与国家权力部门的关系，向来敏感、向来隐晦、也就向来更容易引起非议和不平之气。

　　在任爆出“关于穷富的言论”的新闻发生之前，媒体关注任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任常常跳出来代表行业向政府抗议。比如，“万人书”反对国八条(2005年3、4月间，为了平抑全国特别是上海等地迅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《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》，提出八条措施加强引导和调控，被称为国八条)。

　　那么任作为地产商，作为一个土地国有国家的、要向政府“拿地”的地产商，他和政府、和国家权力部门的关系是紧张的吗？是对立的吗？

　　在我刊的采访里，关于任与政府的关系，与权力的关系，任本人并没有给出他一贯的那种灼灼又凿凿的回应——除了他一再强调“我的第一桶金没问题”。

　　首先，他酸不溜丢地说自己是“替人管钥匙的使唤丫头”，“国家看重的是我能够给他创造多少税收和贡献，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不贬我，因为我能够给他创造财富。”

　　然后，他也确实忍不住似的表达了他的一些不满。“我们没有挑拨穷人的神经，而是说政府满足穷人的基本事情没有做。就像温总理说的，政府做了一些不该管而管的事，也做了一些该管而没有管的事。”

　　但是，在冒出“愚蠢”、“挂羊头卖狗肉”之类的不敬的话之后，他又还喜欢强调自己对党的一片赤诚。“我受家里最大的影响就是要跟着共产党走。我尽管对政府提出批评，但是善意的，尽管我们语言可能不太恭敬，但是我们是为了政府好，绝不是想把政府搞垮。”

　　“所以”，“我和政府的关系好着呢。建设部给我发通知，要我参加会；国土资源部也通知让我开会……”

　　原来是这样……

　　当我们把“任志强关于贫富的言论到底为什么成了有争议的问题”推到这里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恍然，并且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，而有一点点厌烦起来。

　　这恍然和厌烦大致是：很多人，很多被惹火的人，对于他们自身能力和努力以外的，那个影响他们贫富的规则的制定和规则本身，其中包括权利和机会的分配，可能已经很长时间以来，都没参与感，当然也就没信任感了，甚至有了不信任感。对有贫有富的不满，可能更多是对贫何以贫、富何以富的不满；是对那一套一直回避监督回避分享的所谓“体制”不满。

　　那么，我们最终要把批评、怨愤，以及批评怨愤后面饱含的期待，落到哪里？如何疏解那个我们平日里都感觉得到的、学者们热烈讨论的“社会情绪”？

　　任志强，说出了“可恨的事实”的人，倒是有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建议。

　　“我个人认为网上是哭错了坟头，他们应该跟我们一起哭，否则政府不会下大力气解决穷人的房子问题。”——其实不仅仅是房子问题。(记者 刘天时 彭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