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，以20亿捐赠问鼎2006胡润慈善榜

　(引言)
　　在热热闹闹的慈善榜后面
　　掩饰不住一个苍白的事实
　　 至少在今天的中国
　　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
　　还没有出现
　　是财富的积累还不够？
　　是捐赠的机制还不够通畅？
　　还是富人们没有像卡耐基一样
　　意识到

　　“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”？
4月18日，由民政部作指导单位、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“官方版”中国慈善榜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与媒体见面，黄如论、刘沧龙、邹锡昌、袁熙坤、古润金、李春平、汤燕雯、李书福、陈逢干、周建云依次获得“年度十大慈善家”荣誉称号。
　　就在一周前的4月11日，来自英国的小伙胡润在清华伟伦楼公布了他的2006年中国慈善榜，深圳的余彭年以20亿的慈善捐赠高居榜首，杨澜、黄如论、牛根生、李书福、赵汉青、刘志强翟美卿夫妇、杨休、李金元、朱孟依进入前十。
　　两个慈善榜的先后出台，暗中“较劲”意图明显。但公众更感兴趣的，却是两个榜单的巨大差异：不单排名不一致、上榜的人面孔迥异，就连那些同样上榜的人，他们的捐赠数额都完全不同。
　　以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为例，在胡润榜中，他以捐赠2300万元排名第34位，而在“官方榜”上，他排名在第63位，2005年捐赠732.28万元。1500余万元的落差，让尹明善自己都糊涂了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连他本人对具体捐赠金额也不太清楚。
　　而著名公众人物杨澜则直接被慈善榜拖入了质疑的漩涡当中，在胡润慈善榜上，杨澜以5.5亿的捐赠额高居第二，旋即引来媒体和网民的一片质疑声。“官方版”慈善榜上，杨澜最终落选。
　　更多的抱怨则指向富豪“为富不仁”，捐得太少，怀疑慈善中介对善款的使用效率，并担心善款的最终流向；媒体在迎合民众情绪的同时，也以一个“公正底线者”的形象出现，指责慈善事业的缺失和错位；慈善机构一方面奚落公众和企业缺乏爱心，一方面狠批捐赠免税政策；企业家也在忙于辩解，不是不捐，而是捐了麻烦多多，还会受到“出风头”的嘲讽。
　　卡耐基临终时说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。洛克菲勒也说，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。人在致富后应回馈社会已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种共识，中国的传统智慧中也从来强调乐善好施、回报社会。但至少在今天的中国，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似乎还没有出现。
　　一切都还只是开始，胡润的慈善榜开始于2004年，福布斯慈善榜、“官方版”慈善榜也是两三年的事。恰如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一样，中国的慈善大王还在路上。
　　胡润：寻找中国的卡耐基
　　记者 兰红 上海报道
　　胡润的每一次出场，必定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富豪们的新视角和新的口水战。哪怕这一次，他为这个乐善好施的国家带来的是慈善榜，仍然不可预计地陷入纷争。当然，他很清楚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片质疑声；他也知道，那些人在质疑什么。
　　他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转动着手上的杯子。咖啡厅里音乐舒缓，跟着曲子，他的身子甚至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。这是一个珍视现在处境的人。他很容易地适应了刚刚进来不到两分钟的室内环境，并且用那双蓝色的眼睛，习惯性地对面前的人进行了瞬间的判别。只是，他已经适应了的中国，会不会让他找到一个新版的卡耐基呢？
　　中国人也做慈善吗？
　　南都周刊：4月18日，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《公益时报》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慈善榜，和你4月11日发布的慈善榜相比，我们发现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差距非常悬殊，排名也不一致。这是为什么？
　　胡润：是有很大差别，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们在计算捐赠款项的时候，不仅计算现金，也计算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。比如余彭年捐赠的20亿元，这部分现金和财产，不能抵押，也不能贷款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数字是有效的。在杨澜和牛根生身上，也是如此。第二，我们公布的是累积了3年的数据，而他们的数据以去年为主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，2004年推出这个榜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
　　胡润：1999年，我决定和朋友们一块做一份“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”。有这个想法的第二天，我就在考虑，我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们呢？在国外，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，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。比如，比尔·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。可是，1999年，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。
　　2002年，我的一个朋友重提此事。可我们发现，时机还是不够成熟。没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业，捐款数字太小，而且互相没有太大差别。2004年，我们动手了。然后，一年一次地继续着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三年时间过去了，有哪些变化让你记忆深刻呢？
　　胡润：之间有什么变化呢？我想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吧。今年触动比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。以财富总数来说，有多少中国人能上全球财富500强呢？但按照美国《商业周刊》的统计数据，余彭年的捐赠额度放在美国也能够排在前30位。
　　这不仅让我惊讶，让国外媒体也惊讶。这两天，我刚接受CNN的采访，他们疑惑：中国人也做慈善吗？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啊，中国人吃穿住用行，应该样样都归国家管，为什么还要做慈善？
　　杨澜的5.5亿怎么算的？
　　南都周刊：事实上，中国人也很惊讶。比如，很多人质疑，杨澜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么？你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，你到底怎么计算出来呢？
　　胡润：我们的做法其实和《商业周刊》、《泰晤士时报》没什么差别。无非三条途径：找慈善机构、找企业家本人、找公开消息，比如财务报表。我们需要做的，便是核查从这三个渠道得到的数据。如果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我想主要是我们将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也算进去了。
　　比如杨澜，她把自己所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的51%承诺捐赠给慈善事业。目前为止，这51%有法律保护，大概值4.5亿元；加上杨澜以前做的慈善事业，有1亿元左右，所以，加起来，她的慈善款项有5.5亿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如果每一个人的捐款数额都要经过核查，那么，做完一份榜单，你大概要接触多少位企业家呢？
　　胡润：坦率地说，很难分清楚我是为了做慈善榜还是百富榜才去接触他们的。只能说，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人。有媒体说我们大概接触了2500人，或许比这还多也不一定呢。
　　当然，不是所有上榜的人，我们都接触过。比如排名第六的赵汉青，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官网资料看，他捐了1亿元给校方建教学楼，可是他本人不愿意出面，中国人民大学方面也不愿意提供他的联系方式，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他。但那笔捐款是确定无疑的，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他放在榜上了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上慈善榜。除此之外，这些企业家们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
　　胡润：反应倒是蛮有趣的。有些企业家不配合百富榜，却很配合慈善榜，比如，李金元、许荣茂；但有些企业家却恰恰相反，比如楼忠福。他们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？我想，或许是他们信佛教、信道教的缘故吧。
　　中国的慈善大王在哪里？
　　南都周刊：从百富榜和慈善榜的数据对比中，也有很多问题耐人寻味。比如，为什么更多的知名人物没有捐赠？我们怎么做，才能让慈善者越来越多呢？
　　胡润：慈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而是一个三角关系，涉及到企业、慈善机构和政府三方的责任。对于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来说，很重要的问题是，他们应该先把慈善做好，还是先把企业做好？
　　我们拜访过的一家企业，拥有2万多个员工，每年纳税1亿元，他们也在为这个问题困扰。我认为，企业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是创造就业和缴税，做慈善并不是企业必尽的义务。所以，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。不如，慢慢来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中国是否有可能产生像卡耐基那样的慈善大王呢？
　　胡润：非常有可能。卡耐基的特征是什么呢？他是全球首富，于是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人。在中国，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穷人把所有的钱捐出去，从而成为卡耐基。要成为卡耐基，必须先把财富累积上去。这一点，我对中国很有信心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除了财富积累，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做的？
　　胡润：在中国有一个问题，人们对慈善机构不是那么信任，他们总是担心这些机构会从中克扣一部分的钱。这些机构真的很年轻，虽然有一些机构历史悠久，但开始正常运作也就是1994年的事情，他们在人才、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，还做得不够。在这方面，不妨学学国外的经验——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，企业捐赠的时候，可能会另外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，以保证它正常运作。
　　另外，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。最近，我和德国一位知名企业家Florian Langenscheidt交谈时，他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。他说，民营慈善机构往往能够用1块钱，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块钱完成的事情。
　　余彭年：20亿捐赠并不为多
　　记者 高爽 实习生 刘伟 苏随萌 深圳报道
　　20亿只是杯水车薪
　　南都周刊：在胡润慈善榜中排名第一位，高兴吗？
　　余彭年：这个问题也有很多记者问我。得到这个荣誉，我高兴，但又感到惭愧，因为我无法根治全中国的白内障病人。这个第一名对我来说非常不重要，海外的、国内的慈善家如果都能超过我，这才是对白内障患者的大好事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我明白，但这个事情通过媒体广泛传播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荣誉。
　　余彭年：我都八十多岁了，我要名誉来干什么用？只要老百姓记得我说我好，对我就是最大的满足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这几天在互联网上的评论余彭年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，一个是你排名第一，一个就是你的捐赠额达到20亿元，非常惊人。
　　余彭年：在北京也有个外国记者这样问我，说你捐了20亿，数目很大啦。我说我的看法和你不同，我认为捐赠的数目不是很大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哦？为什么这样说？
　　余彭年：国内白内障患者有多少你知道吗？全国十几亿人，有几百万例，很多都集中在贫困地区，而且现在每年新增长的病人大概是40万例左右。但我能做多少白内障手术呢？到现在做了还不到十万例。我说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——我的20亿，对全国的白内障患者来说，是杯水车薪，根本无济于事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如果按照普通人的心态，20亿元这样一个数字，也确实是数目很大。
　　余彭年：我这样说，如果我有一百亿的家产，我也会全部拿出来做这个事情，而且绝对是毫不犹豫！
　　南都周刊：我相信。
　　余彭年：但这也同样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
　　彭年光明行动
　　南都周刊：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这20亿元的捐赠是怎样的一个构成？
　　余彭年：几年前我就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出来了，我的固定资产全部捐赠，包括彭年酒店和在香港的不动产。现在的这20亿，主要是我彭年酒店的大楼，彭年现在的市值大概是接近20亿吧，再加上没有卖出产权的写字楼收租金，按整数算吧，就算20个亿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评估是由胡润方面完成的？
　　余彭年：他们有一套计算方法，根据面积和酒店在工商银行的托管资料，还有营业收入等等好多项，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你的其他不动产暂时没有计算进去？
　　余彭年：对，香港和大亚湾的不动产没有计算进去，等我在香港的酒店盖好了，也会捐出来。这么多钱，我留着干什么？没有留的必要。这话几年前我就说过了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从2003年年底启动的“彭年光明行动”，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启动仪式上你曾经承诺，用五年的时间，走全国的九个省和自治区，救治十五到二十万例白内障患者。现在刚刚两年多的时间，好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吧？
　　余彭年：救治的数量没超过，到现在做了十万例吧，但医疗队去过的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九个省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今年大概有几个省的行程已经确定？
　　余彭年：后天要去江西南昌，下个月去贵州，还有黑龙江，确定要做一万例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你有没有计划，比如说这个事情要做多长时间？要让多少患者解除痛苦？
　　余彭年：这个肯定是长期做，我没办法跟你保证我会做多长时间做多少病例。我只能说，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
　　严介和：我没必要上这个榜
　　记者 苏岭 广州报道

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，2005年胡润百富榜第二名
　　打造中产是更好的慈善
　　南都周刊：你最近一次捐款在什么时候？
　　严介和：我个人最近没有捐款，因为我不管具体事务，太平洋下面的子公司和孙公司有捐款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你是去年胡润百富榜蹿升至第二位的黑马，但在今年的胡润慈善榜中却没有名字，为什么？
　　严介和：这两个榜我都不看重，因为都没有什么权威性。百富榜不准确，慈善榜也是如此。比如有的人做慈善搞得很大，但他不愿意留名，留名容易搞得麻烦，毕竟社会上各种心理都有。
　　以后太平洋基本上所有的榜都不会上。太平洋和我个人的社会责任都是很强的，但都没必要去上这个榜。太平洋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，不需要打造什么美誉度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去年有报道称你正考虑把太平洋系的75%股权陆续赠送给管理层，已经实施了吗？为什么这些不用来捐助慈善事业呢？
　　严介和：这个计划正在着手实施，我认为这是更好的慈善。
　　让中产阶层唱主角，这是我们国家的目标。只有中产阶级越来越多，社会贫穷阶层才会越来越少。我是直接扶持到有增长潜力的人，让他们有能力在将来回报社会，这种回报的面会更宽广，量更大，作用更明显。
　　直接捐赠的话，对整个社会而言，相当于杯水车薪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培育中产阶层，是我的一个探索。
　　企业回报社会要量力而行
　　南都周刊：富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？
　　严介和：真正的企业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否则不能称其为企业家。
　　现在企业家、实业家和资本家通常统称为企业家，但真正以社会为本位的企业家不超过5%，35%是实业家，60%是资本家。企业家是围绕社会运转的，实业家是围绕企业运转的，资本家是围绕钞票运转的。资本家除了赚钱还是赚钱，赚钱的做，不赚钱的不做；赚大钱的先做，赚小钱的后做。他的思维就那么直白，除了钞票还是钞票。实业家有利于企业的才做。企业家是社会认可的事情才做，个人的效益和企业的效益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担当了社会责任？
　　严介和：确实。中国的企业家都有爱国热情，当资本的积累完成后，他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。不过，我认为民营企业回馈社会既要有感性，也要有理性，不能光有感性神往，而无理性的回归。回报社会与危难之中救人不同，应该力所能及，不能影响自己的生存和发展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有的民营企业担心捐赠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不去捐赠，你是否有这样的顾虑？
　　严介和：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。我们企业大了，找得到我的人很少，信息对称不上。公司规模大，法人治理比较完善，各种分支机构比较多，求助者直接跟我对接的比较少，一般下面的部门就处理妥当了。
　　中国社科院专家葛道顺：
　　应该鼓励普遍捐赠
　　记者 陈建利 北京报道
　　质疑富人捐赠是全球现象
　　南都周刊：胡润发布2006年中国慈善榜后，一方面网民和媒体在指责中国的富人“为富不仁”；另一方面却对排在第二位的杨澜的捐款数额表示怀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　　葛道顺：个人和企业的捐款的动机和目的是丰富多彩的，有完全纯公益的，就是为了行善。但客观上不排除有功利性质的，比如获得个人声誉和企业的美誉度，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，增加品牌的社会认可等。每一个捐赠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他利和自利的不同组合，很容易引起质疑。对富人的捐款目的质疑在全球也是一个普遍现象，这很正常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但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
　　葛道顺：一方面，我们对慈善的定位出现一些问题，社会对慈善作用的预期太高了。慈善虽有“第三次”分配之称，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，调整收入分配应该以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主。
　　还有一个比较对象问题。媒体喜欢拿中国和美国相比，而不管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比性。美国是一个典型的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的国家，慈善机构掌握的财富相当于GDP的近10%。而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运作方式与韩国、日本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相类似，捐款水平相差不大，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应该更多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一些企业主也反映，他们怕被别人指责出风头，或者怕惹麻烦而不敢捐，或者偷偷地捐。
　　葛道顺：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一个企业捐款见报后，两个月内别想得到安静。首先是工商税务回来查账，是不是偷税漏税了？然后是政府主管部门、各种慈善机构的劝募接踵而至，媒体、困难对象等也会随之而来。总之，捐一次款，麻烦事一大堆。
　　另外一个现实是，对企业财产的保护没有对公民和家庭财产的保护明确有力。企业财产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性，原始资源的获取和财富的分配等都不一定绝对公正的，甚至不一定绝对合法的，所以，公众眼里，一些民营企业的私有性并不是很纯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把企业的财产拿出来“晾”，风险非常大，尤其是财产审查这关。
　　要倡导“众人拾柴”
　　南都周刊：在本次胡润排行榜中排在前十位的富豪，有八位是通过成立了自己的基金来运作善款的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捐给国家的慈善机构？
　　葛道顺：捐款并不是捐出去就OK了，没有一个畅通的捐款机制，捐款者对捐赠过程和效果不能把握，看不到捐献的价值，或者捐献不方便，都会反过来影响并决定其是否捐献。
　　我国的慈善中介机构，大部分是官办的，发育程度不高，公信力不足，善款的筹集和执行职能合一，其善款的使用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反馈，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。
　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我们不少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在公众场合，很少感谢捐款者，一发言往往就是居高临下，抱怨公众和企业缺乏善心，或者指责国家的捐款免税政策。这样的一种形象，怎么能获得公众认可和信任，为其机构募集到资金？
　　南都周刊：无论是在日韩还是在美国，在慈善捐款上，普通人的捐助数额往往占很大比例，基本上都在70%以上，而我国普通人群的捐款在捐款总额中占的比例非常低。但北京一家媒体做的调查表面，中国普通人有回报社会意愿的达到90%以上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？
　　葛道顺：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善心的，只是看有没有实现善心的条件。普通人的捐赠因素更多的是方便性。如果捐款数额不大，而又很麻烦，一般人的选择会是放弃捐款。
　　南都周刊：怎么摆脱这些困境？
　　葛道顺：我个人认为，不应该引导少数企业和个人的大额捐赠，而应该鼓励大多数人、大多数企业普遍捐赠，在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，鼓励企业适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参与捐赠，形成一个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局面。
　　方炎松(广东省慈善总会秘书长)
　　捐赠问题比较复杂，牵涉到很多方面。第一是国人包括企业的财富承受与西方有差距；第二我国慈善事业开展历史比较短，才10多年，机构运作还不像国外那样有法律规范，使捐赠者有疑虑；第三是我国整体上的慈善文化、理念不够发达，还没有形成比较大的慈善气氛，因此导致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不大，数量比较少。
　　目前我国的慈善机构数量不多，民间捐赠不活跃，造成资源与需求极不成比例。我们慈善总会目前没有重大疾病的求助资金，但重大疾病需求很大。全国白血病的患者大约有380万，光干细胞的移植费用就达1万亿人民币，显然不是哪一个机构能够解决。
　　2004年，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，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的企业和个人可以获得税前全额扣除。除我们之外，全国另外有五家国家级的慈善机构有此权利。我们做过一些宣传，但力度还不太够。慈善榜的推出对国内的慈善事业会有推动作用。
　　我个人去年捐了好几次钱，有几千块，比如海啸、省里六七月份水灾等。
　　阿来(知名作家)：
　　我最近没有捐过款。一个人做慈善多是因为觉得社会和各方面帮助过他，怀着感恩之心，当有能力的时候就去帮助别人。这个前提是社会要对他有恩。
　　中国的商人可能有两类：一种是通过不太正常手段发财的，其财富不能见光；另一种是通过正常手段发财的，但越是通过正常手段，可能付出越艰辛。我自己曾经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，而且是帮国家做，当时感觉心力交瘁，没人来帮扶，越通过正当途径，越是这样。
　　慈善机构的管理也有问题。现在不管国有的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都不够透明，监控不力。我本来想捐给看不起病的人，但钱最终去哪儿，我不知道。这样，谁还愿意捐？现在有余力的人很多，但连纳税人的钱流向都不可知，民间的机构大家更感到不可测和不可控。
　　潘苏静(广州全职太太)
　　我现在捐助了贵州凯里的两个孩子就学，每学期出两个孩子的学杂费，自己能够控制，知道钱到哪里去了。我对慈善机构的捐款没什么热情。国内的捐赠机制不够公开和透明，如果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，不知这钱到底去了哪里？用到哪里？合理与否？只知道捐钱的渠道，不知道运作的方式。
　　李新平(深圳某私营企业主)
　　我多是捐款给老家，比如去年、前年家乡修路和学校建楼，电话打来，我捐了几万。这只是力所能及。如果捐款跟税务挂钩最好，这样我宁愿多捐一点，用于慈善比单纯纳税更有意义。
　　禹剑(上海某咨询机构合伙人)
　　名人与社会责任没有百分百的关联。只要他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的财富，他爱怎么使用是他自己的权利，只要不违法就不能苛求。国家的责任创造一种捐赠的氛围，到时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，大家都会有动力去做。
　　我在今年三月份参加了一个小规模捐赠，是一个北大毕业支教的老师发起的，要募集3000元用于10多个学生的高考报名费和其间的生活费，每人限捐100块，此活动只在有限圈子内开放，第三天就募够所需资金。